在一個相對規(guī)范的現(xiàn)代社會,隊伍開始之時應該還是比較有序的。盡管大家都想盡快完事,但多選擇先來后到這一日常行為規(guī)范。
第一個岔隊之人,我們稱之為甲。他或許本不是刻意為之,只是站得比較隨意;或許他只是為了和前面熟識之人更方便交談;或許他不守規(guī)矩,站得過于偏離?傊团旁谇懊嬷瞬辉谝粭l中軸線。
這時,排在甲后面之人,我們稱之為乙,有兩種選擇:選擇一,跟在甲后面,保持隊形;選擇二,這是一個洗牌的契機,可稍往前挪一些,與甲基本平行,這樣可能會先甲一步完事?梢娺x擇二是一個比較優(yōu)等的策略,如果沒有經受長期規(guī)范意識的教育,規(guī)范意識沒有根深蒂固為一種內在觀點,選擇第二種方法幾乎是不可避免。前述對規(guī)范意識之遵循程度,在生活中我們稱之為"個人素質"。
這樣,隊伍即出現(xiàn)分叉。后面之人都會主動或被動選擇一條自認為辦事最快、最為有利的分支,這時二次站隊即成為一種迫切之需要。這時如果你還堅持原則,站在中軸線上,定會被認為不守"規(guī)矩"。
由此可見,從發(fā)生學的角度講,站隊成雙行現(xiàn)象,有一種內在的發(fā)生機制。這一分析模型,不妨稱之為站隊心理學。
我們不去考察那些很遠的東西,現(xiàn)在除買票等瑣事外,很多事情也是必須站隊的。
眾所周知,中國語境下的"左"與"右"和國際通行標準恰是相反。某國文化界總喜歡分左右,仿佛--事實上也確實大體如此--若不表明自己的立場就會被排斥在一個圈子之外。
目標指向是社會話語權與群眾接受度,但這個隊伍一開始即是畸形的。排在前面之人拐得太偏,另一些人趁機想取而代之,他們互相無法容忍對方,隊伍嚴重分叉。
兩條隊伍都有自己的招牌人物。如果己方隊伍有人被大眾奉若神明,他們會群起而捧之;如果己方隊伍有人被對方加以攻擊,他們會群起而攻之。盡管正常情況下他們之間不可能事事觀點統(tǒng)一,一定會有不同意見,但是他們一般不會大規(guī)模公之于眾,不是不能,而是不敢。這種破壞隊伍穩(wěn)定、甚至有可能被逐出隊伍的事情,很少有人會干。
兩條隊伍都有自己的明確旗幟。這些旗幟都是很宏大的概念詞匯,或是"普世價值",或是"國家主義",盡管好多人連其確切含義都不知道,只是有一個直觀了解。但是不用怕,沒有人會追問你這些概念的確切含義,他們只是不停以此為旗幟招攬來人、或以此為武器與論辯對手。真理不是越辯越明,經常是越辯越糊涂。但是不要怕,糊涂才能繼續(xù)辯下去,市場終究是廣大的。
兩條隊伍都有自己的個人目的。盡管有人如康有為欲做帝王師,有人如梁漱溟想做圣人事,有人如胡適之欲做吶喊者,有人如周樹人想做批判家,有人如郭沫若實做投機者;可惜兩隊中人沒有人想做陳寅恪,當然也做不來?梢哉f許多投機取巧、濫竽充數(shù)者混進隊伍,敗壞了整個隊伍的名聲;但是也有很多人是理想主義者,他們的理想包括自身價值,也包括國家前途,很多情況下是殊途同歸。但是他們的爭論多是概念混亂前提下的非學理性攻訐,理性對話很少。兩隊人馬看似爭論熱烈,其實都只是在自己隊伍的小圈子里自說自話。但這沒關系,在對外的爭論中,更可以在內部找到歸屬感。
如果你說你聲明堅持中間路線不站隊,那么可能會出現(xiàn)一個情形:一隊會說你不懂國情,一隊會說你犬儒主義。你會發(fā)現(xiàn),你的聲音此時居然如此之小,沒人能聽清。人具有社會性,但你被邊緣化。這時你的選擇有二:其一,堅持信念,做一個獨立學者,以學術服人;其二,耐不住清貧和冷眼,被迫站隊。
如果你選擇了某個隊伍,那么此后你看問題必須立場先行,任何時候都要從本陣營所打旗幟出發(fā)。即使一開始你有些不適應,這沒問題,當你和同道中人用一種話語系統(tǒng)互動,時間一長,你就會習慣并內化。而這樣一來你也會振臂一呼云集者眾,這種感覺總是很好的,我想你明白。
如果你是一個喜歡自省的人,慢慢覺得這樣不甚合意,想要退出。你聲明你不再站隊。那么你會被一派稱作投誠,而另一派罵作墮落。這兩種感覺都不好,我想你明白。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,這句話一以貫之至今。但可能你只想保持獨立,既不想做朋友也不想做敵人。孔子說過:"鄉(xiāng)愿,德之賊也。"
或許你是一個推崇獨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的普通人,對一切意見領袖都存懷疑態(tài)度。而且你確實有自己的想法。那么你會發(fā)現(xiàn),你和周圍的人無法交流。他們憂國憂民、口號震天,和你完全不在一個話語系統(tǒng)。你推崇價值多元,也為了避免麻煩,盡量不給他們潑冷水。
這是一個牢籠,把這個時代每個讀書人都籠罩其中,無法自拔。
其實無論哪支隊伍那個口號,號稱啟蒙號稱回歸,他們本質上是一樣的。他們傳授各種宏大的概念、各種動人的口號,唯獨沒有傳授獨立的求知、包容的精神,或許這也是他們所缺乏的。
馬克斯·韋伯強調,在社會科學研究中,要價值中立。但列奧·施特勞斯說,這樣會帶來虛無。按照韋伯的理解,學術要價值中立,政治要選擇站隊。可有人批判這是討巧,不會解決根本問題。
由此可見,站隊問題又升級成一個綿延百余年的國際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