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65萬元,這是自“下跪討薪”事件以來,陜西富平2600多位農民工日前拿到的工錢。對余下的大筆欠款,這些農民工寄望最多的,恐怕還是當?shù)卣軌蚶^續(xù)督促清欠
“沒錢付工資,有錢請明星”,這是陜西富平農民工“下跪討薪”事件引發(fā)廣泛社會關注的重要原因。拖欠工錢的開發(fā)商,在項目開盤時曾花130萬元,請來明星露面8分鐘。當初開發(fā)商追求的眼球效應,成為今天農民工維權的免費廣告,既是一種極大諷刺,也反映了另類討薪的無奈。
娃娃討薪、跪拜河神、開網絡發(fā)布會……近來農民工討薪,越來越成為比拼創(chuàng)意的技術活兒——若非出其不意的怪招,已經很難奏效。問題是,誰來解決這“求新維權”背后的無奈?
欠薪,不僅是道德問題
恐怕沒有哪一種職業(yè),會像農民工一樣,使討薪如此引人注目。
與許多行業(yè)不同,農民工工資一般年前集中發(fā)放。可以想見,辛勞一年的農民工,最大的期盼是什么;而這些工資,對一個家庭的基本生計,又意味著什么。事實上,如果領不到工資,許多農民工甚至連買車票的錢都沒有。因此,討薪的問題,不僅是一個討血汗錢、討公道的問題,更是一個討生存、討尊嚴的問題。
我們固然要對克扣農民工薪水的無良商人表達道德義憤,但解決討薪難,僅靠道德譴責遠遠不夠。面對年年出現(xiàn)的無奈之舉,我們需要分析,為什么受傷的總是農民工?為什么我們管不住開發(fā)商?
現(xiàn)實中,農民工為了求得一份工作,往往忽略乃至放棄了一些基本權利。比如,很少簽訂勞動合同,一旦發(fā)生工資糾紛,就會說不清道不明;而費時費力的司法訴訟,也會使本已捉襟見肘的農民工望而卻步。這才讓各種另類討薪成為不得已的選擇。
開發(fā)商可以花130萬元請明星,也可以在政府干預下拿出工錢?梢,對一些欠薪者來說,不是無力支付的問題,而是利益權衡使然。真正的問題在于,“有的企業(yè)經常拖欠,還照常能攬到大工程,銀行貸款也正常,資質也沒有降低!2011年刑法修正案雖然設立了“惡意欠薪罪”,但因判例很少,威懾力尚未充分發(fā)揮。而導致欠薪問題的層層“轉包”,盡管國家三令五申,依然是許多地方心照不宣的潛規(guī)則。
公正,需要均衡機制
無論是組織清欠治欠機構,還是公開欠薪企業(yè)黑名單,抑或是上級領導親自過問,各地治理欠薪問題招數(shù)不斷,之所以沒能根治,確實像一位老同志說的,“普遍存在的問題要在方針政策上找原因,反復出現(xiàn)的問題要從發(fā)展規(guī)律上找原因!
究其本質,欠薪問題是一個法律問題。許多欠薪問題的難解,一些另類討薪的出現(xiàn),就是因為,本該由法律解決的問題,最后卻往往通過行政手段解決。
黨的十八大提出,要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、機會公平、規(guī)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。解決欠薪問題,當務之急是要平衡勞資雙方的博弈能力,加大對欠薪者的制約力度。比如,建立系統(tǒng)的信用機制,將惡意欠薪行為納入不良信用記錄,在銀行貸款、從業(yè)資質方面加以限制;建立起工資賠償基金,一旦發(fā)生欠薪事件,便從基金中墊付賠償。
正如學者所言,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,建立在各個群體和階層權利大體均衡的基礎上。我們關注農民工討薪問題,是為了將其背后的社會權利問題納入關注視野。在這個意義上,我們在擔憂“用工荒”時,應該想到“討薪難”;在關注“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”時,不應忽視勞動者的基本正當權益。只有當年終討薪不再成為歲末焦點,社會的公平正義才能少一些盲點、多一些亮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