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多年前,我曾寫下《中國呼喚教育家》的文章,當時膚淺地分析了中國當代教育家稀缺的原因,是中國缺乏產(chǎn)生教育家的土壤。這個“土壤”,是寬容個性,鼓勵創(chuàng)新的環(huán)境,或者更直接地說,就是要給教育者以思想自由和創(chuàng)造天空。十多年過去了,在我看來,誕生教育家的“土壤”并未有太大改觀,但眼前分明遍地“教育家” 了。
一個教育者稍微有點名氣,比如寫了幾本書,做了幾十場報告,馬上就有人介紹:“這是著名教育家誰誰誰”。如果他是知名學校的校長,那教育家的稱號會狠狠砸在他頭上,想躲都躲不掉。一個不知從何而來的機構(gòu),曾經(jīng)連續(xù)搞了好幾屆“中國教育家大會”,據(jù)說幾百上千的“教育家”們濟濟一堂。我的天!難道中國當今果真已經(jīng)遍地“教育家”?
曾不止一次聽到我尊重的教育專家和德高望重的教育前輩說:“現(xiàn)在,有人唱幾首歌就成了歌唱家,辦了個廠就被叫做企業(yè)家……我們教育界為什么就不能理直氣壯地推出我們的教育家呢?為什么要忌諱‘教育家’這個稱呼呢?我們不能自己看輕自己!”我非常理解這些教育大家對推進中國教育事業(yè)發(fā)展的真誠情感和迫切愿望,但我還是要說,不能因為別人“唱幾首歌就成了歌唱家,辦了個廠就被叫做企業(yè)家”,我們也如此淺薄,對辦了所學校或出了幾本書的人就稱做“教育家”。一個國家最根本的希望和所有事業(yè)興旺發(fā)達的可持續(xù)動力在教育,因此“教育家”的標準或者說門檻,理所當然要比其他“家”要高一些。
我認為教育家應該具備四個條件:有超越世俗的高遠的追求、有屬于自己的富有創(chuàng)見的教育思想、有長期的第一線教育實踐、有百科全書式的學識素養(yǎng)。對比一下,我們現(xiàn)在這樣的教育家究竟有多少?在這個浮躁而功利的社會,包括我在內(nèi)的很多教育者,是很難有超越世俗的高遠追求的。我們現(xiàn)在還缺少足夠的思想自由,所以也很難有真正充滿個性富有創(chuàng)見的教育思想。長期身處一線的教育者倒不少,但僅僅有這一點顯然不能說是教育家。
我特別想到蔡元培。他的教育思想,不但改造了北京大學,而且催生了改造中國的思想搖籃,從后來中國的發(fā)展看,說“沒有蔡元培就沒有新中國”,有一定道理。
也許有人會說:“你動輒就拿蔡元培這樣的大教育家做參照,是不妥的。教育家也分不同層次嘛!”我同意教育家有“大教育家”和“普通教育家”之分。但無論是在哪個層次說教育家,有追求、有思想、有實踐、有學問這“四有”標準恐怕缺一不可吧?再以“學問”而論,不能達到蔡元培的高度,至少應該博覽群書因而有書卷氣吧?但現(xiàn)在,我看好多校長更像商人或老板,而不是學者。學者當然不一定是教育家,但教育家絕對應該是學者。那么,現(xiàn)在的中國基礎教育界,真正的學者又有多少呢?
近年來,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門,推出了類似“教育家培養(yǎng)工程”之類的項目,投入大量經(jīng)費,遴選對象,確定人選,定點培養(yǎng),定期考核,宣傳推廣,出版專著……應該充分肯定的是,教育行政部門的良好初衷是可貴的,而且圍繞“培養(yǎng)教育家”這個目標的不少舉措,也是值得稱道的。由過去簡單地抓升學率,到現(xiàn)在培養(yǎng)教育家,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。但是,不能因此就認為教育家能夠通過類似“工程”成批地“打造”出來。教育家更多的是在自己持之以恒的實踐與反思中成長起來的,是一種社會的公認,不是誰“任命”的,不是誰刻意“培養(yǎng)“出來的,更不是“自封”的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與其通過各種工程“培養(yǎng)”教育家,不如為教育家成長提供良好的服務。
其實,要讓更多未來的教育家健康成長,還有比投入巨額經(jīng)費提供物質(zhì)條件更重要的“服務”,那就是為一切有教育家追求的教育者以寬松的土壤、自由的氣息和創(chuàng)造的天空。為什么在20世紀上半葉,中國能夠誕生教育家群體?原因很多,但在我看來,“思想自由”是第一原因。
教育家無一不是心靈自由的人,培育教育家就應該尊重教育者的心靈自由。創(chuàng)造性總是與個性相聯(lián)系,沒有個性,就絕對沒有創(chuàng)造性。當然,尊重個性,并不是取消統(tǒng)一的教育指導思想——無論是“三個面向”教育方向,還是“四有新人”教育使命,都是我們教育者應該遵循的指南。但任何高屋建瓴的宏觀決策,都不能取代千千萬萬第一線的教師富有創(chuàng)造性的實踐;而凡是具有創(chuàng)造性實踐精神與能力的教育者往往都是個性鮮明的人,他們有自己“標新立意”的思想,有自己“與眾不同”的做法。如果我們扼殺了教育者的個性,也就扼殺了教育者成長為教育家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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