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到東莞的治安管理問題,很多人對前幾年的一段視頻記憶尤深:乘客剛下長途車,就被“飛車黨”騎摩托一把搶走背包。放在這樣的背景下,就能理解治安隊在東莞存在的合理性。到2012年8月,東莞已有外來人口650萬,達到了本地人口的4倍。管理需求強烈,警力卻捉襟見肘,刺激著傳統農村中村社治安員隊伍的不斷擴大。
近日的新聞,讓東莞治安員這一群體,再次進入公眾視野。當地傳來消息,今年9月底之前,要基本完成治安員整編。實際上,對于這一群體,“收編”、“整合”使之進入“輔警”序列的工作,一直在推進。只是近期輿論的質疑,讓這一進程顯得更加緊迫。
據東莞公安局統計,當地目前有警察11000多人,而村社區(qū)治安隊員已達到29816人。隨著隊伍擴大、職能增多,治安隊的一些行為失范、管理失序逐漸進入公眾視野。從2005年圍毆探親武警到2010年審訊毆打外來務工者13小時,負面新聞屢見報端。東莞的整編行動,既需滿足治安需求,也要解決現存頑疾,這可能是其進展較慢的原因所在。
社會發(fā)展和社會管理的矛盾,典型地集中在這一群體身上。本質上看,治安員的問題,與城管的問題頗為相似:一個是發(fā)達地區(qū)接受流動人口后村社的治安困局,一個是城市不斷鋪開后的管理困境。而行政體制與法治層面存在的不完善、不協調、不規(guī)范,更增加了這一群體滋生沖突、激化矛盾的概率。
城市和社會發(fā)展中的兩難問題,不可能指望旦夕之間就能徹底解決。治安隊也好、城管也好,現在的問題不是“要不要”,而是“怎么要”。實際上,就算治安員編入輔警序列后,也同樣會面臨管理問題。這是一個不斷調試、不斷規(guī)范的過程,只是在這個過程中,必須堅守法律的底線。
無論是治安隊員還是城管隊員,都折射著計劃經濟時代人口和社會管理遺存下來的“慣性思維”:外來人口、流動攤販情況比較復雜,管理難度加大。在一個以人口流動為特征的時代,這顯然是個新問題。如果不能以理念的更新和制度的創(chuàng)新尋找解決之道,治安隊、城管的困局就很難打破。
2011年6月,廣東增城曾發(fā)生的外來人口聚集事件,直接起因是治保隊員毆打擺攤孕婦。類似“不穩(wěn)定”的事件說明,流動時代、權利時代,尤需守好法治底線,讓社會管理實現現代治理。
習近平同志曾強調,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、維護穩(wěn)定,這應該是解決社會轉型中各種問題的一個基本準則。現代社會,法治不僅劃定行為底線,也提供行動保障。實際上,城管和治安員背上“污名”,就是源于少數人超出法律邊界的不規(guī)范執(zhí)法行為。不管是維護治安還是保持市容,以法治劃清管理者的“權力邊界”和社會成員的“權利邊界”,各方面才可能有行為的準則。否則,城管和小販就會陷入“貓鼠游戲”,而治安員也難以擺脫罰款指標、暴力執(zhí)法的陰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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